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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康胜会碑序”与勉县酒文化

勉县博物馆 徐勇华
 

陕西省勉县博物馆馆藏的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杜康胜会碑序”碑，高160厘米，宽60厘米，厚12厘米。青石，圆首，无碑座，楷书。1985年从勉县公安局院内施工中出土，并 征集回馆。碑文书写工整，字体苍劲娟秀。
 

以碑为证、昨日风华

杜康胜会碑序：

自古通衢市井之地，所以阜财贿之，未阜齐俦类之，不齐者亦恃会内有成规耳。本街旧无杜康会底，同治年（公元1862）开烧锅寥落，既无倡首之领袖，又乏协同之知心，岁中酬神仅附于黄酒房，照酢帮钱数串，尚未能公然主事。适有朱、燕、车、王诸君，心怀不平，至光绪三、四年（公元1877-1878）街内上下烧锅陆续增添，诸君奋然首出，遂凑钱贰拾串文放利生息，与黄酒房分门别户各演各戏，各酬各神，殊觉众心如愿。十二年（公元1886）有巫前盛开设烧房，抗不入会，会内车、萧、周、陈、张诸君等具控在案，蒙县主恩公当堂讯断，令伊出庄钱三串文，案卷已存仓房。俟后新开烧房，凡入会者必以堂断为则，不准忽减忽增，至于提牌凑钱，需当轮流经管，无沦客主煮酒，每酢出钱四十文，铢积寸累，以作年中演戏酬神费用。凡在会内之人，各宜同心努力，庶望神明呵护，如有推诿隐瞒情弊，不免致蹈怨恫之感矣，是为序。

邑廪生李英灿敬撰书

会内公议远方烧酒不准在本街游卖，违者定罚。

经理：陈三贵、张建隆、周玉兴、陈武元、李和生、罗兴福

会首：姚天寿、龚长兴、雷炳元、车敏、燕永福、王天心、邓昌元、赵洪兴、贾贡、钟天祥、春清和、忠信诚、唐发兴、牛化麟、黎万顺、回春发、高步月、同兴泰、童占玉、王镇清、马荣盛、王洁、王俊□、郭天锡、尹文□、蔡国祯、王富文、钟绍明

清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季冬月下浣吉日竖石

“杜康胜会碑序”是一通记事碑，从碑文的记述：“本街（今县公安局所在的民主街）居民过去一直敬酒神开黄酒坊”，（注：以户酿黄酒（米酒）自用为主，为商品交换出售，是地方自给自足的一种生活消费品）。同治（1862）年间，造蒸馏白酒的“烧锅寥落”，于是有朱、燕、车、王诸君又相继开办烧锅作坊造“蒸馏酒”，至光绪三四年（1877-1878）街内上下烧锅陆续增添，各家白酒纷纷问世。这时酿白酒的“诸君奋然首出”，各凑钱贰拾串文，放利生息创立了“杜康胜会”管理各家烧锅作坊，并与造黄酒者“分门别户”各演各戏，各酬各神。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巫前盛开了烧坊而不入“杜康胜会”，因此，会内诸君联名将巫前盛向县衙控告；县令当堂公断，令巫前盛“出庄钱（入杜康会费）三串文而加入“杜康胜会”，县令指出，凡今后“新开烧房”入会者，其会费“必须断为则，不准忽增忽减”。同时还规定：“各家烧房，每酿一酢酒须缴会费肆拾文，铢积寸累，以作年终演戏酬神费用”。根据县令所断“杜康会”经“会议”决定：“远方烧酒不准在本街游卖，违者定罚”，碑文的署名者，有经理：6人，会首：28人，撰书：1人，共计：35人。

杜康，本名少康，系夏禹王的第五代玄孙。距今约3900年左右，是传说中我国最早的酿酒之祖。汉许慎《说文解字·巾部》载：“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称酒。少康，杜康也”。自此以后，杜康就成了我国酿造业和酒的代名词。曹操《短歌行》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文物为证、酒韵悠长

勉县的酿造业具有悠久历史，据考证始于周，兴于汉，名于宋,盛于清。

《汉中·地理志》载：“古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凤兼秦、幽两国”。凤翔古称雍，位于关中西部，北枕千山，南带渭水，东望西安，西扼秦陇。这里曾是周王室发祥之地羸秦创霸之域。《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夏代分九州的时候，梁州包含了华阳、黑水和江汉部分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川、渝、陕南、鄂西和陇东南一带。春秋战国之前的周代，汉中盆地的勉县一带，确为巴民族所居。勉县一带,粮食作物的广泛种植并相对丰产，为巴蜀酿酒业的繁荣提供了保障。《汉中·地理志》载：“信巫鬼，重祭祀，与巴蜀同俗”。蜀人庙堂祭祀用酒称为醴，便是一种仅发酵一宿便取用酒汁清淡，连糟食用的浊酒。《太平御览》53卷引《郡国志》载：“巴人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村酒也”。《隋书·地理志》载：“汉中之人质朴，不堪趋利，性嗜口腹。多事渔田，虽蓬室柴门，食必酒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道教，犹有张鲁之风”。这里说汉中地区在古代多为巴、蜀、氐姜等少数民族杂居，又受张鲁五斗米教影响，所以，民间多信鬼神。勉县是受这一影响的重点地区，因此，以酒祭天、地、鬼、神和祖宗者盛行。

从有关史料记载的陕西汉中殷商至战国时期出土的文物酒器：瓿、垒、斝 、觥等器物中证明：这一时期的植物资源特别是经济作物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战争、灾害而移民，却带来了民族的融合，使汉中“土地肥美，江水沃野，山林、竹林、蔬食果实之饶”，又进一步促进了汉中的粮食生产。到了秦汉时期，勉县的酿造业已经比较兴旺发达，酿酒业的繁荣也带动了这一时期各种酒器制作的繁荣。结合近年来本县古墓葬出土文物中发现有酿酒用的蒸煮器和青铜、陶灶、釜、甑、勺：盛酒器：铜锺、陶耳杯、铜耳杯等。这些文物的出土表明：汉代以前勉县的酿酒与饮酒习惯已在民间十分普遍。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东汉末年，汉宁太守张鲁据汉中二十年（公元191-215），（今勉县老城一带），以祖传“五斗米教”教化百姓，自号师君”，此来学道者，皆名“鬼卒”。“米教”‘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小头目称“祭酒”，大头目称“大祭酒”，大小祭酒头目皆率部众，清平治理，百姓齐乐。祭酒原非官名，本是指举行盛大宴会或祭祀时，推年长有德之人首先举酒祭天地的专用名词（见《历代职官表》）。由于张鲁崇“米教”，其辖地又多系巴族故土，因此，“米教”信徒不但有酿酒和饮酒的习惯，而且常以酒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所以，张鲁才以“祭酒”为：“米教”官。但是，“米教”规定“春、夏禁杀，又禁酒”，辖区的任何居民、官吏和流移客商，都“不敢不奏”。张鲁在勉县的二十多年中，除每年春、夏之外，都提倡官民普及酿酒和饮酒，并以酒祭祀。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曹操为夺取汉中之地，在勉县城北天荡山下聚集了“数千万囊大米”，以作军资。蜀大将赵云、黄忠奇袭天荡山曹军，烧毁粮草，大败曹军。事后，蜀先主刘备亲自到赵云营中，大摆酒宴，为赵云等将士庆功，欢宴作乐到次日天明，刘备称赵云“一身都是胆”。①建兴五年（公元227），诸葛亮北伐驻勉县曾“备三牲酒礼，亲自到勉县的马超墓祭奠”并“令其弟马岱挂孝”。②自此以后，马超墓“香烛弗绝”。（公元227-234年）诸葛亮北伐曹魏，率军在勉县汉江两岸一带屯军作战，常以当地的酒犒劳三军将士，常啜酒运筹，志复中原……。

从上述证明，两汉三国时期，陕西勉县的酿酒业比较发达，其饮酒习惯在当地民间、官方、驻军中已十分普遍。
 

酒史为证、酒风渊远

《沔县新志·祠墓》载：“诸葛亮墓在定军山下，每岁逢寒食致祭。是日邑人争浇奠焉，执斗酒，齐赴荒阡，世世祭祀，弗替也”。宋代郑如侨祭武侯墓时曾“沥酒陈词”③乾道八年十日（公元1172年），陆游在勉县作《道中累日不肉食，至西县市中，得羊因小酌》诗曰：“门外倚车辕，颓然就醉昏。栈余羊绝美，压近酒微浑。一洗穷边恨，重招去斡魂。客中无晤语，灯烬为谁繁”。

勉县自古称沔阳、沔州、沔县等，皆因沔水而得名。西县，是隋朝至元朝初勉县的县名。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7年）废沔阳县，改为“西县”。明洪武七年八月（公元1374年）改为沔县。1964年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改“沔县”为“勉县”。诗中的“西县市中”指当时县治老城（今三粮液酒厂所在地）。宋代以前，我国的造酒分为普遍发酵的果酒和榨制的黄酒两大类，蒸馏白酒自元朝才创问世。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说：“烧酒非古法也，自无间始创其法”。从陆游“压近酒微浑”的诗句分析可知：他喝的“羊酒”当属黄酒之类。又据“张骞出使西域还得葡萄，酿酒成绿色芳香酷烈”④的记载来看，勉县在宋代以前，酿造的酒应是黄酒和果酒之类。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公元1599-1601）兵部右侍郎李化龙两次祭武侯墓都是“酾酒陈牲”⑤；明羽士（道士）印川在《谒武侯祠》诗中写道“遗庙苍凉悲道路，宋逢汉腊奠壶觞”⑥他来拜谒武侯祠时，正赶上汉中腊月时节，家家户户都用酒祭奠；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公元1710）陕西巡抚鄂海来勉县“摅词沥酒”以祭诸葛武侯墓；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孙逢辰拔贡在题的《武侯墓》诗文中，也说他祭祀武侯墓时“酬酒感斜曛……”。直到今天，不少拜谒诸葛亮者，都以酒祭奠。在武侯墓的历代祭器中，就有专用的成套酒具。在民间以酒祭祀祖先、神灵的做法也十分普遍。如许愿、还愿、丧葬送殡、修房造屋等祭祀活动，都必以酒为礼，“士大夫三献，农家一奠，酒粢盛，必欲丰备”⑦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当地的喜庆节礼中，酒更是重要组成部分。自古谚云“酒席、酒席，无酒不成席”，“酒少难待客”。在宴席上，不但常有“一醉方休”、“舍命陪君子”和“宁为醉鬼，不做愁人”俗语，而且根据不同节礼和场合，饮用酒的品种和方法也有所不同。
 

乡俗为证、香飘万家

在民间，婚聘时，要以“茶、麻、鸡、酒为礼”。婚嫁时，要以“红花酒”待客；元旦之夕“张灯结彩，歌管酒宴，光达通宵”。元旦之日“家家备酒，焚香拜佛，神祀祖族”。五月五日端午节，家家“食角黍，饮菖蒲雄黄酒以祛毒”：八月中秋节，户户“陈月饼，插桂花，歌酒宴赏玩”；九月九日重阳节，每家“食米糕，登高，饮茱萸酒”；腊月二十三日，家家以酒食祭灶神，送灶爷上天；新春之夕，户户张灯结彩，放花鸣炮，贴春联、门神、少长咸集，子弟拜父兄，行辞岁礼，“张乐置酒，欢宴达旦”，称之为“守岁、团年”；正月十五日，仍“张灯结彩、歌管酒宴、欢声达旦、称为过大年”。在日常生活中“食必饮酒，礼不离酒，无论是走亲串友或者送礼，皆多以酒食果脯相馈赠”。当地人历来爱旅游、踏青其“岁收所获多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⑧。每当旅游、踏青之时，酒是必备之物，缺酒觉得无兴致。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四川富顺人张颂在汉中任通判期间，曾到勉县游览武侯读书台等古迹，被当地人携酒踏青访古的风情所感染，为自己来未带酒食观景吊古“一尊自许淡遗事”，而深感遗憾。他在《龙岗枕渡》诗中“何日乘闲得登眺，酒杯诗句只相从”⑨，说明下次有空再来时，他一定携酒吊古，边饮边即兴赋诗。足以证明当地携酒踏青旅游风情对外的影响。

勉县酒史悠久，佳酿驰名，因此，到了清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公元1687），清政府为鼓励和发展勉县酿造业，“奉文豁免”了勉县的“酒税”⑩。使勉县的酿造业在民间得到广泛普及，当时，不但平川的村村寨寨开酿酒作坊，户户“家酿自酌”、“午必醉饱”，而且连山区地带“穷山僻壤，半有屠沽”。在此期间，蒸馏白酒也在勉县普遍问世。

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勉县城西北丘陵地带方家坝陶家院青年监生陶玉酿造的“咸河大曲”最有名，当时“咸河大曲”顾客盈门，畅销不衰。陶玉又扩大酒作坊，并在北山观音堂一带，增设“咸河大曲”专营酒店。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太平天国西北远征军尊王赖文光率部进驻勉县后，得知“咸河大曲”盛名，允许将士们纷纷痛饮，提高了斗志，战果累累。自此后，《咸河大曲》更闻名遐迩，远近客商无不争相品尝。同治初年浙江人莫增奎来勉县任知县，发现这里到处可见酒作坊，家家造酒，户户饮酒，酒香飘溢四野。外乡人来到这里，有闻酒气而醉之感。于是，给勉县命名为“醉乡”，自此后，勉县有了“醉乡”之美誉。

勉县作为“烧酒之乡”酒文化异常繁荣，与此同时勉县地区自古以来，热情好客，酒文化根深蒂固，“酒礼”的讲究变化多端，因地制宜。据明清时期记载：县城和集市已有私营酒店、茶馆、饭店、旅店、马车店、当铺、布匹、杂货和小手工作坊，但规模小，品种少。自民国1925年（1936），川陕公路通车后，商业复苏，勉县开设较大商铺有：蒋廉的“广义隆”商店，马义德（回民）“饮汉茶楼”，李济堂的“江南春酒店”饭馆，黄秉忠的“京货铺”（经营黄金、白银、布匹、绸缎等）。在民国初年始有，外来商帮进入。民国1934年（1945）有商号273家，从业者有400余人。民国1938年（1949）仅存商行和店铺40余家。（注：民国政府滥发纸币、货币贬值，不少商行店铺纷纷倒闭）
 

源远流长、再创辉煌

由于酒在民间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因此酿造业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发展，酿造技术的不断提高。成为后来勉县酿造业飞速发展和新一代三粮液名酒问世的基础。1952年，勉县人民政府为继承和发扬悠久的传统酿造技术，在数家小作坊的基础上成立了国营酒厂，为此勉县酿造业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当时的产品单一，产量不足百吨，职工不满百人，厂区占地面积不足三万平方米。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勉县酒厂进行了四次扩建，（在勉县综合厂的基础上，又建了勉县白酒厂、勉县果酒厂、勉县三粮液二分厂）经省上验收，均达到了省级要求标准，勉县酒厂成为省级重点酿造厂，并更名为“陕西省三粮液酒厂”。三粮液酒厂在总结吸取清代以来勉县酿造蒸馏白酒的传统工艺基础上，结合现代生产科学技术，采取内创、外学，集诸家酿造经验之长，取汉江南岸（今高家泉）优质矿泉水，选用优质粮谷，采用继渣发酵，悠火蒸馏，掐头去尾，分级储存，人工老窖，陈酿多年以上，经过理化分析，精心勾兑，品评鉴定，瓶装检验等成套流程工序而畅销全国。该厂年产各类饮料酒5500吨，工业总产值为778万元，实现利税300万元，拥有固定资产1700万元。产品由过去的单一化发展成为有“定军山牌”、“定军山牌三粮液”、“定军山牌三粮醇”、“醉武侯”、“中国红三粮液”、“中国蓝三粮液”、“瓷瓶三粮液”等十几个品种的主产品名酒。

由于三粮液酒用料考究，工艺传统科学，技术先进，矿泉水优质。所以，其酒色清，味浓，醇香，绵甜，入口爽快，余味悠长，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深受社会喜爱的畅销产品，深受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好评。1980年，三粮液酒获省一轻厅“优质产品证书”同年，在省浓香白酒的评比中，名列榜首；1984-1986年，分别获省十六、十九届“优质旅游产品”称号；1986年4月荣获“唐都杯”奖：同年十月，荣获省政府命名的“省地方名酒”称号；1987年10月，三粮液系列产品39°酒，获“优质产品”称号。三粮液名酒，以其价廉物美而畅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已销往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地，并在美国注册销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成为陕西省白酒酿造重点企业，中国最大饮料制造业500强之一。原名“陕西省三粮液酒厂”现更名为“陕西省三粮液酒业有限公司”，获得“省级先进企业”、“国家二级计量单位”、“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2004年10月，企业通过IS0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生产能力达8000吨，资产总值8500多万元，是勉县利税大户、支柱企业之一，2004-2008年上缴税金4000余万元，为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数千年来，勉县酿造史，继承了传统工艺酿造技法，把酿造业推向了新高度，而《杜康胜会碑序》的发现，为见证勉县酒史的昨日辉煌，而永远誉载史册。
 

附：照片6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