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褒城历史文化的战略地位

勉县博物馆 徐勇华
 

褒城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东部，北依秦岭，南靠巴山，东西有汉江贯穿全境，形成了连接长江水运通道，南北有褒斜道、金牛道等多条古道直通巴蜀，自古就是秦、陇、蜀、荆四地交通要冲，也是秦、蜀、陇、楚军事、商贸和文化往来的必经之地和交汇之地。褒城这个名称已经有近4000年的久远历史，如今汉中人引以为荣的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褒国、褒姒、褒斜栈道、石门十三品等，均与褒城有着紧密的关系。

褒城的得名，起源于古褒国。夏商周三代，褒国屹立于秦巴汉水之中，成为西北与西南、中部与西部文化交流的纽带，是陕南境内历史上最有影响最大的方国，古褒国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直到战国末期被秦国所灭。

秦统一后，在古褒国的故地建立了褒城县，到昭帝元凤六年（公元75年）改名为褒中县，晋时（413年）改为苞中县，南北朝时该县一度被废除。公元511年再次恢复褒中县，并置褒中郡，管辖褒中、武乡、濂水三县。唐贞观三年（629年），改褒中县为褒城县，1949年12月4日褒城县解放，属陕甘宁边区汉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此后褒城县的名字一直沿用到1958年，同年12月，褒城县县治并入沔县（即今勉县）。
 

一、悠久的历史渊源

《夏本纪》载：“以姓命名夏禹为姒姓，其后封用，国为氏故，有褒氏。因此夏禹之后，以国为姓”。《史记·夏本纪》记载：“华阳黑水，唯梁州”。《史记·六国年表》载：“禹生于西羌”，即四川汶川与汉中盆地接近，皆属于华夏，梁州之域。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在洪水滔天泛滥于九州之时，夏禹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治理洪水。“决九州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褒氏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分封到今汉中市以北的古褒城，建立了诸侯王国，享国时间悠久，历经夏商周三朝，雄踞于关中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的汉中盆地中央之褒谷南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古褒国乃夏朝的方国。夏朝后来分封为八支，褒国就是其中的一支。褒国的国君就是大禹的后人，夏封同姓为褒国君，于是，“褒国”一名就由此而得。

汉魏间褒中县在褒河之西，褒谷口的台地上。郦道元在《水经注》载：“褒水又东南历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谓北出褒斜。褒水又南经褒城故城东，褒中县也。本褒国矣，汉昭帝元凤六年置。褒水又南流入于汉。晋义熙末，朱龄石平蜀梁州刺史理此，仍改褒中县。魏又于此置。隋开皇元年，以避庙讳改为褒内县，仁寿元年为褒城。褒水源出县西衙岭川，斜水与褒水同源而派分。（褒水东流入汉，斜水北流入渭）。褒谷山，在县五里。南口为褒，北口为斜，长四百七十里。褒国在县东二百步。褒姒所出生地也。在李吉甫叙述褒城地理方位，判断隋唐褒城县仍在褒河西岸的台地上，是褒斜道入口的门户，县城与古褒国都城并未重叠，但距离很近“在县东二百步”。北宋初年编修《太平寰宇记》载：“褒城县在褒河西岸，褒城县与褒国并非一地”。褒城县，本汉褒中县，以其当褒斜大路，故名。汉都尉理此。其褒国城为褒水所坏，盖汉末，曹魏初移于今理。隋初郡与县并改为褒内县，三年罢郡，以县属梁州。仁寿元年改褒城文宁二年又改褒中，贞观三年改褒城。北宋初年的褒城就在今天的西岸台地之上。明嘉靖二十三年张良知篡修的《汉中府志》说褒城县治宋庆历元年知县陈彪建，元废，洪武二年重建。明代编修《大明一统志》载：“唐贞观初年为褒城县，宋仍旧，元徙治于山河堰东南五里，本朝因之”。嘉靖《陕西通志》载：“褒城县，周为褒国，幽王后褒姒出生于此，故名。秦属汉中郡，复为褒中县属汉中郡。以地在褒谷口故名。东汉晋皆因之。南北朝后魏置褒城郡，领三县，曰褒中、武乡、褒（廉）水。隋初，曰褒内县，寻改曰褒城，属汉川郡。唐贞观三年复为褒城，属兴元府汉中郡。宋因之，元因之，徙治山河堰东南五里。皇明仍为褒城县，隶属汉中府”。明代的《全国一统志》，《陕西通志》，《汉中府志》的记载，可以印证宋朝的褒城仍在褒河西岸台地之上。

褒国虽是一个山间的撮尔小国，在夏商周三代国家林立的时代，建国时间历史悠久，能留下名姓已属难能可贵。在汉中城固，洋县陆续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数百件，使世人对褒国的悠久历史地位，不得不刮目相看。青铜器品种多样，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褒城商代《孚公甗》和春秋时代《公父宅匜》，表明了当时褒国已经进入国家形式，说明褒人当年带着先进文化，从奴隶制国家，带着青铜技术来到汉中，在征服当地土著中又传播文化的同时又远征巴蜀，使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西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奴隶制国家。褒人为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做了一定贡献。千百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中，褒国、褒斜道，周幽王、褒姒、秦惠文王、蜀王、刘邦、张良、萧何、曹操、诸葛亮、魏延、马超、吴玠、吴磷……等因战事造就的历史人物都与褒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历经夏商周三代，褒国屹立于秦巴汉水之中，成为西北与西南，中部与西部文化交流的汇聚地，成为陕西境内历史最有影响最大的方国，成为夏商周三代的南国代表，成为周文王南国之化基地。
 

二、深厚的文化积淀

古褒国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迁徙转战，留下了众多的遗物和遗迹。这些遗物和遗迹，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产物，体现了南北文化兼容的特点和多样性。如：从汉中城固、洋县出土的大批商代青铜器，表明当时的褒国已进入国家形式，有礼乐祭祀仪式，拥有军队。但在兵器及杂件文物上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三角形戈，镰形器，青铜面具是中原没有的。同样代表军事权威的斧等，造型具有中原文化成分和受蜀文化影响。纹饰虎纹和蛙纹与当时的新石器文化有深刻的联系。褒谷《石门颂》摩崖体现了楚人之风；勉县出土的春秋巴式铜矛上饰虎纹与鸟纹。周寨出土的战国墓中的柳叶青铜剑又是典型的巴蜀兵器。汉中市北郊杨家山出土的茧形壶又是秦文化器物。

这种秦巴楚文化兼容共存于汉中的现象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褒人当年带着先进的中原文化来到汉中，在征服当地土著的过程中传播了中原的青铜文化，楚人、巴人和羌氏在迁徙转战中他们又带来了长江文化。这样汉中文化就既与巴蜀文化结盟，又与楚文化相承，既与秦陇文化交流，又与中原汇集的特殊文化，汉中的青铜器表明中原文化即中心青铜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特征，考古学上称为城固器群。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重庆、四川、宝鸡等地发现了城固器群的变种，证明了商代穿越秦岭，巴山的古道的开通，褒国的青铜文化得以由汉中向南北传播开去。近年来勉县出土的青铜器上，既有巴人的虎纹，又有蜀人的鸟纹，这就证明了巴人与蜀人已经融合的事实。显然那时的褒国汉中，已是两族先民其居地，他们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狩猎、耕种、祭祀、挥戈御敌，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春秋褒国属蜀地，后并于楚，春秋战国时秦楚争霸，都因战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楚国，曾经迫使放弃了东南广大地区。在公元前329年，巴国为秦国所灭，汉中褒城作为巴蜀的门户，从此成了秦之领地。在简文文中记载的周幽王娶褒姒的故事，在《迄今所见最早褒国青铜器》和《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里的褒姒，证明了两件传世铜器“孚公甗”“公父宅匜”的国别。清华简记载的史事，与两件铜器铭文对照，一方面为研究考古褒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依据。获得了“孚（浮）”与“褒”或“保”相通假的新知识。从最早的褒国青铜器《孚公甗》时代为西周中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通高43.5厘米，宽31.3厘米，重7.4公斤，甑、鬲合体，甑呈深圆形，侈口立耳，腹微敛；鬲部分档，档缝连于腰际，三足正面蹄形发展。颈部饰夔纹鸟纹，足部饰兽面纹。铭文九字：“孚公（杜）作族甗，永宝用”。《公父宅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时代约为春秋早期，高3.4，腹深2.2，口长7.5，宽4.4寸，重2.75公斤，槽开长流，与液对应一侧有兽头錾，圜底，下有四个扁兽头足，口上沿下饰窃曲纹，腹部瓦纹。底内铸铭文29字（其中重文1），铭文释文为“唯王正月庚午浮公之孙公父宅口（铸）其行（匜）其口（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两件器物中的“孚公”或“浮公”它符合金文人名结构中“国族名”“公”的格式，或可能是同一国族，“孚”或“浮”指国名。又如：《山海经图赞》载：“开明兽，廪兹乾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视昆仑，威慑百灵”。又证明了开明兽身类虎无疑应是其氏族的崇拜对象。开明兽统治蜀国的时期。有学者考证，蜀王开明兽的祖先是传说中的“鲧”鲧在尧时被封杜“崇”（在今陕西省为“伯”）所以叫“崇伯鲧”。史有“庸侯虎”的记载，由于庸、崇乃同国同族的异称。所以“庸侯虎”就是“崇侯虎”，蜀国开明氏王朝是“荆夷鳖灵”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即位，号曰：开明（丛帝）。所以虎纹并不是“巴蜀文化”所拥有的东西，反映了中原文化向巴蜀文化的渗透。而在清华简中也有浮幽王取孚姒生伯盘，孚即褒姒。从两件青铜器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器，为研究褒国历史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清华简《系年》所记载的褒国历史与《孚公甗》、《公父宅匜》两件青铜器见证，证明西周至春秋初期的褒国与周王朝因战争关系密切，穿越秦岭山地的褒斜道将周的国都镐京与褒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周南、召南文化的发展。
 

三、显赫的交通优势

古褒国与夏商周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因战争褒斜道的开通、发展西周，为春秋战国时期栈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褒斜道又为国家的心脏地带，由关中通向汉中蜀中的官驿大道，是秦蜀“天府之国”的经济大动脉，而褒中县（古褒城）恰好就在这一条国道线上的咽喉处。据常璩《华阳国志·序志》引《蜀纪》载：“三皇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乃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六年，秦历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之久矣”。《太平御览》卷78引《春秋命历序》载：“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商朝时，褒国是商王朝进入西南的咽喉。褒国、蜀国、巴国等均为西南著名方国。在甲骨卜辞有多条记载：“伐缶与蜀”《粹》1115，“缶眔蜀受年”《乙》6423，“王敦缶于（与）蜀”，（《粹》1175）等。这里的缶应即文献中的褒，因古无轻唇音，读褒为缶。褒即是夏代褒姒之国地汉中盆地故褒城。说明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对西南的控制，褒国已经是一个战略重地。这时褒斜道交通道路的已完全开通。又说明在西周时褒国通过褒斜道与周王朝联系密切。周初西南的八个部落庸、蜀、羌、䯯、徽、卢、彭、濮数万人马参加周武王灭商战争。褒斜道就是主要通道。这时西周的建立前后，秦巴汉水之间地处岐周与镐京之南而称为“申国”是所谓文王南国之化最早的地区。《诗经·旱麓》载：“周王祀旱山，会南国诸侯之诗。旱山者，米仓山之北峰，世使灵异有祭坛在其麓，为国镇山。姒姓的褒国”，雄于此区，实主旱山之祀，为南领袖。其与周王婚姻，自太姒至于褒姒可云世婚。《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三年，周伐有褒，褒国国君褒珦，被囚入狱，褒人生活不再安宁。褒国太后褒姁以免祸，将绝世美女褒姒献给幽王以救国君褒珦。《史记·周本纪》：“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诗经·大雅·崧高》在一首送行诗，是周宣王在郿为其舅申伯饯行。“王谴申伯，路乘车马。我图而居，莫如南土。赐尔介圭，以作尔宝。王近王舅，南土是保”。就是说周宣王对申伯优待有加，增加封地外，还赠送马车，玉圭，派人给他建造城邑，经营之地。王饯于郿“县在渭水南一里，县治城南斜谷”，申伯炎帝部落，羌姓，申国公子诚，周厉王的妻舅周宣王的母舅，申国（在河南省南阳市）开国国君。在《竹书纪年》载：“宣王七年（前821）王赐申伯命”。申国封地的路线是镐京、郿、褒斜道，褒城汉水申国这条路线，也是周宣王，周昭王等征伐荆蛮的路线。“申伯还南”，可以清楚地看到褒国与褒斜道的战略交通地位。证明了古褒国与夏商周中原王朝的交通道路就是褒斜道。
 

四、重要的战略地位

《读史方与纪要》载：“褒斜道，夏禹发之，汉始之，南褒北斜，两岭高峻，中为褒水所经，春秋开凿。秦时已有栈道”。古褒城与褒斜道的开凿，因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使用，交通道路的修筑进入了新阶段。褒斜道上的栈道逐步取代了自然的河谷谷道，成为主要的交通要道。就是说在商代开通的褒斜道，是因战争而开通，它发展于西周，为春秋战国时期栈道的出现，是西周灭亡后，褒国深受牵连，崛起于房陵，竹山一带的庸国联合秦、巴、楚、蜀、申等国灭掉褒国，秦、巴、蜀三国势力又争夺汉中盆地。《华阳国志·巴志》载：“汉中盆地，其地分属秦巴”，“后为蜀，恒成争地”。这时它以汉水南巴、蜀汉水以北受秦国控制。蜀国曾一度控制汉中盆地。在周原甲骨文中就有“克蜀”，“伐蜀”的战争记录，周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华阳国志》载：“蜀王杜宇，以褒斜为前门，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厉公城南郑”、“蜀取我南郑”、“蜀人来朝”、“蜀人来贿”,“蜀王猎谷中与秦惠王相遇”等记载，都说明秦蜀之间在秦灭蜀以前就有各方的往来。秦国为了夺取汉中与巴蜀，就以石牛粪金故事和许嫁五位美女诱骗蜀王，蜀王派五丁大力士带队开凿了金牛道，秦国利用此道在公元前316年灭了蜀国，完全控制了秦地与蜀地之间交通要道。秦国为了加强对大西南的统治，不仅将褒斜道、金牛道升格为官驿大道，而且大修栈道，使褒斜道成为通向大西南的重要通道。随着秦国统治加强，褒斜道、蜀道畅通无阻，成为川陕间商贸、人流的大通道。这时人们还不断完善交通设施“列树以表道，并荫及行人，十里有庐”。为商旅和官员提供路途休息补给。

陕西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是历史上两大天府之地，汉中褒城恰好地处秦岭山系和巴山山系之间最大的一块平地，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与长安和成都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北有四条道可通往关中，南有三条道可通往成都。形成天然蜀道理想的歇脚点、中转站，并且地接秦、陇、蜀、楚，路当川、甘、荆、襄。历史上统治关中长安的中央政权要兼并西川必须先取汉中褒城。割据西川的政权，若汉中不守，巴蜀的政权就难维持。所以古人把汉中看成“蜀之根本”，“蜀之咽喉”，“若无汉中，是无蜀也”。故在战国时期汉中就以军事重镇载入史册，即南取汉中，西举巴蜀。历史上有志图谋之业一方或混一天下者，无不以汉中褒城为军事重镇。利用已开辟的地方道路进行政治、军事活动来维护王朝的统治。《战国策》卷五《蔡泽列传》载：“栈道千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史记·蔡泽列传》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使天下皆畏秦”。千里栈道，即指褒斜道。《史记·货殖列传》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西汉初，“汉王之国，良送褒中”。说明秦统一后为了控制褒斜道曾置褒中县可能在汉初省并。褒中故城，即周时褒国都城，位褒谷口外平原上。因曾屡徙。要不离平原中褒水左右。去南郑仅三十里，故易省并，地当谷口，极为冲要，故不常复置，土地立平上，又临兵冲，故易坏易徙。《史记·货殖列传》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汉武帝以张卬为汉中太守，督疏褒斜道及褒水，斜水漕运，发万人做褒斜栈道五百余里”。因水急石多不可漕运。形成了秦汉褒斜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水陆并举的开凿工程，水路漕运不可用，陆路极为便捷，古褒城在要冲。

东汉虽定都洛阳，但对关中、汉中、蜀中为轴心的西部地区格外重视，并多次修凿褒斜道。在东汉至南北朝，以褒城为中心，以石门石刻为载体的石门石刻文化，又被誉为国之瑰宝。在褒斜道南口的石门一带，摩崖石刻，至今保存完好的最为著名的被中外书法界誉为“汉魏十三品”摩崖石刻书法作品。记述了褒斜道开凿，水利修建，以及题咏为主要内容，在时间跨度上，迄东汉，下至明清，受到历代中外书法家赞叹。在关中进入的四条道中，唯有褒斜道是“八方所达，益域为充”，“自北自南，四海悠通”，为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与张骞，司马相如，杨雄等人走出西南，进入长安，开通丝路，鼎盛汉赋，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东汉两次重要的褒斜道开凿，都是以褒中县城（褒城）为指挥部和后勤基地进行。民国时于佑任先生曾有“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的诗句。古褒城也就成为中国交通史书法艺术史上的胜地。也就是说从东汉到唐宋时期，褒斜道交通路线变化极大，褒中县改变为褒城县，但县城始终在褒斜道入口处褒河的东西两岸扼守褒斜道的门户。北魏宣帝正始三年（506）梁秦二州刺史羊址奏请“修石门阁道”朝廷遣左校领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工百人”。修复褒斜道，至永二年（公元509）竣工。在这次整修中对褒斜栈道路线进行了改变，即栈道北段入斜谷改为紫柏山，柴关岭至回车经凤县出散关到宝鸡。褒谷段不再经石门出山，而是“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即后来七盘路之发端。褒斜道在交通史上的分水岭，是汉魏褒斜道与唐宋褒斜道的差异所在。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重修栈道时增修栈道于七盘岭山腰，盘山而行，经鸡头关到褒城。又因栈道如蹑云梯，故名连云栈道。褒城经凤州到宝鸡的北栈道就享有“连云栈道”的美名。

褒城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古褒城、古褒斜道余段遗迹，被誉为“陆路交通史上的活化石”，是历史的见证，是时间的信物，又是一切现代化道路源头的发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古褒城，古道文明，巴蜀文化，两汉三国，盛唐明清文化，道路文化，美食文化……错综交融影响深远，闪烁着岁月难以磨蚀的光芒。

今天的古褒城，褒斜道，鸡头关，七盘古道，石门，连城山，祖师殿，雷祖殿等古迹景区又重新展示其古褒城、褒斜道的雄姿和自然风貌，成为国内外游客关注、观光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