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江上游水运业兴衰

勉县博物馆 徐勇华
 

汉江为长江第一大支流，通江达海，水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使汉江成为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是陕南地区与东南沿海联系的主要纽带，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汉江水运业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了别具特色的汉水沿岸码头（渡口），与之相伴的码头渡口文化也随着码头的诞生而兴旺繁荣。那些曾经繁荣的汉水码头渡口虽已成为历史遗迹，但它们的繁荣、兴衰和所具有重要历史和经济值得深入研究。
 

一、汉江地理历史概况

汉江又称汉水，古时曾叫沔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道并称“江河淮汉”。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北的米仓山之间的宁强县（隶属陕西省汉中市，旧称宁羌）冢山，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中部，在武汉市入长江。汉江全长1，532公里，为长江第一大支流 ,流域面积174，000平方公里。三千里汉水从宁强县一路直下首先进入勉县平原，水流湍急水力资源丰富，许许多多码头渡口应运而生，造就了沿岸许多有名有姓的城、镇、村和商埠，汉水自古就有“流水的码头，铁打的小镇”之说，汉水沿岸的码头（渡口）可以随水涨水落而上下移动，能停船即是码头，而汉水边的城镇如铁打一样地牢固和富裕。

 

二、汉江航运通道与航运的繁荣兴衰

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中地区境内自古通航的有汉江、嘉陵江、子午河、牧马河、泾洋河、西汉水。1957年前就有通航里程613公里。其中汉江干流通航178公里，支流通航36公里。汉江在汉中境内全长371公里，按其流态可分三段：源头至勉县武侯镇约125公里为河源段，水量较少，很少通航；武侯镇至洋县黄安东村116公里为平原段，汇集支流增多，水量逐渐增大，除冬末春初枯水季节外，均可通行船舶；从黄安至西乡与石泉交界的新渔坝103公里为峡谷段，具有较大的通航能力。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载：“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就是说早在西周时期汉江沿岸的先民们即以排筏营运货物，渡人济河，汉江上就有了装载多人的大船，有船既有码头（渡口）。汉江两岸的发展、兴起，当初主要依靠汉江的水运，自然就有了许多码头（渡口）。据《尚书·禹贡》载：夏代有“浮于潜（嘉陵江），逾于沔（汉江），入于渭（渭河），乱于河（黄河）”的记载。秦汉至民国期间，汉江、嘉陵江水运长期成为沟通陕、川、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纽带。历代文人墨客赞颂汉中比较发达的古代水、陆交通诗句“栈阁北来连陇蜀，汉川东去控荆吴，万垒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

 

沿汉水一路数来有勉县、汉中、蜀河、南阳、丹江口、襄阳、和汉口等诸多名镇。这些名镇的码头（渡口）也就不愧地显赫，古码头（渡口）带来了城镇的繁荣。脚夫的号子，卖艺人的吼叫，上下的人流，渲染着码头渡口，给城镇带来了繁荣。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水流域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汉水成为重要的商贸运输水上通道。“汉高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伐蜀，汉米万舩，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汉武帝修凿褒斜水陆通道使褒斜道成为继战国以来的川陕之间最重要的一条通道。《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欲通褒斜及漕事”建议东方贡赋改由汉江经褒河“以车转从斜（谷）下渭，如此汉中之粟可至”。“天子以为然，拜（张）汤、（张）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五百里，道果近便，而水湍石不可漕”。这次修凿褒斜水陆通道，使褒斜道成为继战国以来川、陕之间最重要的一条通道。水道修凿虽未实现褒斜二水之间的水陆联运，但汉江水运的重要地位却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不振，淮运多阻，东南地区的物资运输抵襄阳集中溯汉江而上，经陆转运长安。宋代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的“便宜三事”奏折“通漕运言及汉江沿岸的梁州、金州、洋州、均州等地的财物皆河漕而顿之南阳”，第一事就是“通漕运”言及汉江沿岸的梁州、洋州、金州、均州等地的财物“皆可漕运顿之南阳”。南宋初年宰相张浚十分重视汉中交通，认为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元朝《元史·世祖本纪》载：“刘整清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州、洋州、汴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明初，朱元璋派邓愈消灭以郧阳为中心的红巾军的余部，烧山寨，驱山民，汉江航运一度受阻等等，《天下路程图引》卷二载：“秋冬由荆州雇船装各府去卖，春夏防川河水大难行，由樊城雇小船至沔县起旱，雇骡脚，一百二十里驮至阳平关下船，转装府去卖”。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程度的加剧和自来农经济体系的打破，带动了商贸的活跃，促进了汉江船运的空前繁荣。清政府对陕南垦殖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其后数以百万的鄂、皖、赣、川等流民涌入，移民带来了不仅是劳动力，还有先进的生产力生产技术和开放的思想意识，又改变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进行了种养殖、开矿、办厂等商品生产，自18世纪中叶起，陕南民生开始繁荣，经济作物增多，手工业工厂发展较快，铁厂、纸厂、木厂、耳厂产品有相当数量运销湖北，而当时陆运价是水运价的五倍，故陕南与湖北交流货物多以汉江水运为主，勉县马营渡至安康逐步成为“陕南、鄂西首位的集散中心市场”。清嘉庆时汉中知府严如熤《纸厂咏》诗中“驮负秦陇道，船运陨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蔟峰垒”。商品生产吸引了各地商贾纷至沓来，沿江形成了安康、汉中、白河、蜀河、旬阳、紫阳、瓦房店、汉王城等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心，川、楚、陕、豫、赣、晋各商，列肆到此，需要依靠水运，销往山外，同时大量的棉花，花布等生活日用品，也凭水运至此销售。“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安康从种落花生，每秋冬舟运两湖，三江获利亿万计”，“猪至集市，累千盈万，船运至口，襄阳”，“籴贩者借囤积逆族，待时凭舟东下”。 商品经济的活跃，又一次带动了汉江水运的空前发展。

 

民国时，从勉县至下运货物以木材居多，城固下运货物多黄姜。同时汉江又成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用物资的要道。在民国27年（193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后方勤务部在安康成立了两个木船运输中队，造船100艘编制1000人，负责汉中至老河口之间的军用运输。民国28年（1939）4月，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在安康成立了船舶管理所，对汉江航运实行军事管制，民商不能自由装货行驶。抗日战争胜利后，汉江水运有所复苏。至解放前夕，盗匪时出抢劫，兵痞经常敲诈，船夫受害，水运时兴时废。

解放后至60年代初期，汉中到湖北间的航运尚多，运货船常列队通航。随着公路配套桥梁建设快速发展，原来许多知名渡口被永久性桥梁所取代。自1966年修建石泉电站，大坝修筑，航道被阻，汉中水运中断。汉中航运仅限于两岸居民往返渡运，长途运输渐渐衰亡。
 

三、汉江“第一渡口”马营渡

汉江著名水运通道、两岸码头（渡口）盛多，码头依托城镇，因城镇而闻名。清嘉庆《续修汉南郡志》载：“汉江、嘉陵江在汉中境内渡口有47处”。1950年11月，陕南行署对境内汉江沿岸进行水事调查表明，沿汉江自沔县至西乡统计渡口33处，1992年境内渡口103处。 “解放前汉江上游渡口19处（勉县）沮水河渡口2处，南河渡口2处，漾家河渡口2处，褒河渡口5处（含黑龙江渡）”《汉中地区志》（第二卷739页）。

汉江笫一渡口 “马营码头”又称菜园渡，为古时的官渡，是勉县通达江南的重要渡口。汉江笫一渡口 “马营码头”位于汉江上游的勉县县城东马营村汉江北岸，是沟通县城南北最大的渡口，“马营码头”上溯青羊驿，折沮水达茶店，顺水至汉中、安康、湖北明清至民国时期渡口十分繁荣，解放后由马营船桥会经营，政府予以补助。1956年由县工交局接管，改为“沔县船桥会”，有木船3艘，船工6人，政府每年均有补助。据《沔县志》载：“1971年将城东马营渡迁至江湾”。1995年，渡口处建马营大桥，渡口撤除。
 

四、汉江水运事故

伴随汉江江运产生的航运事故历史上从未减断，汉江上游河道不具备水宽平这一内河航运安全的主要因素，航道十分复杂，滩多水浅暗礁险，又是江运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落后的航运工具和航运技术也增加了江运事故发生机率。在汉江中上游河道中，汉中至洋县贯溪铺为平原型河道，宽浅多，水流平顺；自贯溪铺以下至湖北郧阳地区均县为峡谷型河道。两种河道均不适宜通航。沿汉江自古流传有：“汉江水弯又弯，到处都是滩连滩，三百六十有名滩，三十六个无名滩，十里汉江九里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谚语，滩多礁险流急又成为汉江航运的主要障碍。自汉江初通航至20世纪50年代，汉江船运工具主要是木帆船，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到了清朝中期形成了以鸭首船、铲子船、鳅子船、驳鳅子船、毛板船、梭子船等主要船舶类型，一般头平底宽，身板高，稳定性好，装货多，成为当时汉江流域最先进的航运工具。但是它们都存在船体笨重，不灵活吃水深的共同缺点，容易造成沙石雍塞，触礁搁浅，失水翻船。汉江船工水手驾驶船舶往返千里汉江，主要凭借长期积累的驾驶经验和航道熟悉程度，航运技术落后，缺乏一定的科学性。清道光、咸丰时期，太平天国起义阻断长江航运，入川物资借助汉江转运，增加了江运事故的发生率。据有关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二年，汉中府南郑柳宏链，船行至治属铜锣湾地方，船只损坏。同治二年紫阳乡民朱良琦驰援军“舟过大力滩，浪高丈余船遂倾覆”。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时，汉江水运一度中兴，汉口至汉中的陕西木帆船有1300多艘，“汉中帮”木帆船有300多艘，亦导致了江运事故高发。汉江水运的空前繁荣带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发展，航运客货经济、水手、纤夫、脚夫等一大批借此维持生计，人员构成复杂，为了自身利益也人为造成江运事故。如私搭货物渔利，船户偷货过多故意撞坏掩饰盗情，水手饮酒无节，赌博不眠行船恍惚等。

解放后，虽对汉江加以疏通但航运事故仍然频发，就汉中地区来讲，造成航运事故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船只破旧；二是无证驾驶；三是违章操作；四是严重超载。《勉县志》1956年大事记中载：1956年8月22日中午11时，汉江涨水，马营渡行人拥挤，抢渡超载造成翻船事故，一船所载123人其中死亡54人，为汉中地区最大的一次海事事件。县政府引以为戒，及时整顿了渡口管理，严格规章制度，之后20多年来未发生事故。《汉中地区志》载：“1958年洋县智果渡口因超载翻船死亡42人”。1979年洋县锅滩驾驶人员汛期冒雨开船接亲，翻船死亡7人；1981年洋县阳河渡口在洪水正涨时摆渡送人翻船死亡7人；1981西乡白家坝违章超载开渡，造成9名学生死亡。

汉江航运历史久远。自西周至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解放初时期，汉江成为军事战争的水上要道。汉江与马营渡口的昨日辉煌现已由铁路、公路、桥梁所代替，汉江两岸镇村码头（渡口）逐渐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中，水运的江运事故也成为了历史遗留在过往码头（渡口），给后世敲响了安全的警钟。汉江两岸散布的众多码头（渡口）历史遗存证明了汉江水运的繁荣与兴衰的，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
 

参考文献：

1、《汉中地区志》，三秦出版社；

2、《沔县志》，清光绪六年：

3、《勉县志》，1989年11月地震出版社；

4、《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7年，三秦出版社；

5、《天汉》总15期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