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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支持伐吴是促成夷陵之战的关键因素
 

作者简介: 王前程（1963 - ） ，男，湖北浠水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三国文化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著有《夷陵之战研究》。

诸葛亮没有参加夷陵之战，刘备战败与诸葛亮没有直接的关联，但蜀汉集团最终做出东征伐吴的决策，作为蜀汉灵魂人物的诸葛亮则起到了关键作用。陈寿《三国志》只字不提诸葛亮对于夷陵之战的意见，如此重大军事行动，诸葛亮居然没有任何态度立场，实属怪异。杨德炳先生曾分析诸葛亮不表态的原因道: “诸葛亮为何不能挺身而出想尽办法阻止刘备东下，那就恐怕要从他的性格以及他当时的处境等方面寻求解答了。……从诸葛亮一贯的言行看，他不像法正那样锋芒外露，敢说敢为，而是内向含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比较稳重谨慎。特别是在处理与刘备‘老战友’关羽等人的关系上，不仅自己小心翼翼而且十分注意维护新老关系的团结。特别是此事一面涉及刘备要兴兵为关羽报仇； 一面又涉及身为孙权重臣的‘同产兄’诸葛瑾此时又正在为孙权说情。诸葛亮身处其间，纵使刘备不怀疑他，他又怎能不倍加小心以避嫌疑?”杨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谨慎含蓄仅仅是诸葛亮处理非原则性问题的常规态度。在处理原则性的大事情上，诸葛亮一向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比如在如何处罚刘备假子刘封兵败上庸这一敏感问题上，“诸葛亮虑封刚猛，异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刘封的存在关系到刘备死后蜀汉政权的安全稳定，诸葛亮对此态度果断坚决。又如在刘备称王称帝问题上，刘备再三犹豫，而诸葛亮主动劝说刘备遵从群臣意愿，刘备在诸葛亮一番极其直白的劝导下，“于是即帝位”。伐吴之战是关涉蜀汉国家战略和命运的大问题，刘备不可能不征询诸葛亮的意见，诸葛亮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不表明立场态度。笔者认为，在决策夷陵之战这一重大问题上，刘备不仅征询过诸葛亮的意见，而且诸葛亮的立场态度发挥了一定作用。《三国志》等魏晋史籍没有一处记录诸葛亮对于夷陵之战的明确态度，但综合各种因素看，可以推断诸葛亮的基本倾向是支持刘备伐吴以夺回荆州的。

（一） 蜀汉基本国策决定了诸葛亮支持争夺荆州的基本立场正如前文所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蜀汉集团的既定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以“跨有荆、 益”二州为基本条件的。东吴袭夺荆州无异于宣告“隆中对”战略构想的流产，使蜀汉集团仅据一州（益州）促狭之地，天时、地利、人口、经济等等优势尽失，极不利于兴复汉室的统一大业。《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载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8 年） 上表刘禅曰: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此表（后人称为《后出师表》） 虽然作于刘备死后，但不难看到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都不愿接受蜀汉偏安于一州（益州） 的现实，刘备想夺回战略要地荆州，诸葛亮同样有此志愿，蜀汉集团的基本国策决定了诸葛亮支持刘备争夺荆州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夺回荆州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以有利于实现《隆中对》战略思想为着眼点的。”作为蜀汉首脑人物，刘备、诸葛亮都会站在国家大战略的高度上来考虑问题。

（二） 对于东吴“违盟”行为的强烈不满使诸葛亮支持伐吴吴蜀联盟关系建立于赤壁之战前，赤壁之战打败曹操之后，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建安二十年（215 年） ，孙刘争夺荆州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终以湘水为界分割荆州握手言和，此后孙刘双方至少在形式上一直维持着共同抗曹的联盟关系，并和平共处了五年之久。这期间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首脑人物完全丧失了对于东吴集团的警惕性和防范意识，就在关羽全力北攻樊城之际，东吴突然从背后插上一刀，这沉重的一刀不仅出乎刘备、诸葛亮之意料，而且使蜀汉集团元气大伤。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有“吴更违盟，关羽毁败”之怨言，充分说明诸葛亮对东吴“违盟”导致“关羽毁败”的行为极为不满。诚然，作为“隆中对”战略的设计者以及孙刘联盟的牵线人，诸葛亮内心深处对于孙权不守同盟契约的愤恨情绪决不亚于刘备，讨伐东吴以示惩戒并夺回荆州同样是诸葛亮的心愿。

（三） “士为知己者用”的道德价值观使诸葛亮赞同刘备东征

蜀汉建兴五年（227 年） ，诸葛亮上疏刘禅，后人称此疏为《前出师表》，其中有言曰: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表中充满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士为知己者用”的报恩情怀。刘备三顾草庐，屈驾拜访一介布衣，请教天下大事，这使诸葛亮倍感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秉持的道德价值观，鞠躬尽瘁、勤勉国事、努力辅佐刘氏父子是诸葛亮毕生之政治追求，刘备立志夺回荆州是事关蜀汉发展和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行动，积极支持刘备以实现其战略企图而不是泼冷水才是诸葛亮应有的政治态度，也是其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体现。

（四） 强烈的自信心使诸葛亮低估了东吴实力而倾向于东征

诸葛亮倾向于东征作战方案，不仅与其忠于刘备的报恩思想有关，也与其高度自信而错估形势分不开。诸葛亮天资聪慧，学识广博，有着强烈的自信心。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叙述曰: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诸葛亮龙骧虎视，认为他死后蜀汉再也无人有能力震慑大国，其自信、自负心态非寻常人可比。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亦曾向刘禅立下军令状云: “请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 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敢作敢当的豪气亦足显其高度的自信心。自信、自负使得诸葛亮对于吴蜀相争荆州的形势估计不足:一是以为蜀军“据正道而临有罪”（《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正议》） ，具有哀兵复仇的道义名分。二是认为蜀军具有数量优势，又占据着位于江河上游的有力条件，而且有蛮夷部落的大力支持，荆州蛮夷部落亲和蜀汉政权，在孙权占领荆州之初，蛮夷部落不相顺从，“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这无疑鼓舞了刘备和诸葛亮。三是以为孙权遣使请和是怯战的表现，而东吴集团自吕蒙死后缺乏智勇兼备的帅才，因而兵出夷陵争夺荆州应有较大的胜算。这种对于吴蜀双方形势的乐观评估，应是诸葛亮赞同刘备伐吴的客观因素。

（五） 蜀汉内部主战派的声音也是诸葛亮支持伐吴的现实基础

在东征伐吴问题上，蜀汉群臣中反对派确实为数不少。《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曰: “孙权袭荆州，先主大怒，欲讨权。云谏曰: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 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听，遂东征。”《三国志·秦宓传》曰: “先主即称尊号，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足见赵云、秦宓等反对派并不是反对夺回荆州的战略大计，只是认为置国贼曹魏于不顾，在道义上于蜀不利； 且东征时机尚不成熟，一旦与吴交兵，必旷日持久，难以尽快脱身； 应积极准备北伐关中，讨伐篡汉凶逆曹丕以顺应民心。赵云等反对派的意见当然不错，但此时北伐能否创造“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的大好局面则是个未知数，又与“隆中对”两路夹击曹魏的战略不符，因而不被刘备所接受。

尽管蜀汉群臣多谏，但同时亦不乏积极支持刘备东征的主战派力量，如张飞、吴班等亲信，以及冯习、张南、马良、傅肜、辅匡等大批荆州战将和名士，这些荆州名士和将佐其亲族和田产均为东吴所据，他们赞同东征伐吴的态度无疑是坚决的。诸葛亮与荆州籍人士关系密切，他们的意见对于诸葛亮的影响不可忽视。总的来说，刘备生性温良，绝非那种特别执拗的暴躁之君，虽然不听赵云诤言，也压制了文士秦宓，但如果关键人物诸葛亮出面力谏，则极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刘备最信任的谋士有诸葛亮、庞统、法正三人，诸葛亮追随刘备时间最早也最长久，庞统、法正死后，诸葛亮成了蜀汉集团灵魂式的智囊人物。《三国志·诸葛亮传》云: “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 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 ’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刘备不仅让诸葛亮身兼多个要职，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第一重臣，而且诏令中充满着对诸葛亮的信赖之情和敬重之意。假若此时诸葛亮真“苦谏数次”，刘备岂有不听之理? 这恰恰说明诸葛亮支持伐吴的态度坚定了刘备东征夷陵的最后决心。

何兹全先生曾分析过诸葛亮估判夷陵之战结果的侥幸心理道: “‘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可见在诸葛亮眼里，也是可以打胜的； 即使不是大胜，也可以争个相峙，把前线推到夷陵，或再分荆州。”总之，无论是从蜀汉政治目标和整体战略出发，还是从当时军事情势出发，诸葛亮都没有理由不支持刘备东征夷陵，其基本态度和立场在决策夷陵之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三国志》等原始史籍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明确意见，只能说明诸葛亮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持慎重态度，但并不等于诸葛亮一定是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