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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界对曹操的评价完全适用于司马懿

朱子彦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图源：北京晚报
 

2017年6月，大型三国题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在各地卫视热播之际，人民出版社编辑刘畅来电热情地约我撰写《司马懿传》，我在当时颇为犹豫。因为我虽然涉足史坛近四十年，但从未写过历史人物的传记，所以对是否接受这一任务尚有些许踌躇。禁不住对这一选题的诱惑，经过短暂的考虑，我还是允诺了。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

图源：新浪网
 

坦率地说，写好一部人物传记，并非易事，特别是史学著作与历史小说是迥然不同的两种类型。写历史人物传记必须无征不信，来不得半点虚构。要做到书中所有的人和事，包括情节、对话都必须有史料出处。一言以蔽之，即必须用史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做到无一事无来历，无一言无出处。如此一来，写历史人物传记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依赖史料。凡治中古史者皆知，隋唐以降特别是明清两代，涉及的史料，除正史、会典、会要、实录，诏令奏疏、档案、起居注外，还须兼及大量的文集、笔记、学案、类钞、稗官野乘、方志等众多的文献资料。面对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的史料，令人有目不暇接、无法穷尽的感受。然而治秦汉魏晋的历史，却苦于史料太少。以传主司马懿而言，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史料就是两部书，即《三国志》与《晋书》。史家悉知，《三国志》著者陈寿虽有良史之称，但他取材精审，文辞简约，对关键人物的记载明显不足。然而与寿志相比，《晋书》更为简要，同样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晋书》《三国志》，其中《晋书·宣帝纪》的篇幅只有22页，而《三国志·武帝纪》有55页。也就是说，对曹操的记载是司马懿的2.5倍。而且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志》中的裴松之注的字比寿志原文的字要小很多，若裴注的字与寿志原文一样大小，对曹操的史料记载还不止是司马懿的2.5倍。《三国志·文帝纪》也有34页，可见对曹丕的记载也多于司马懿。当然，寿志能够著称于世，乃得益于裴松之的注，正是由于裴注的补充，与《晋书》相比，《三国志》的史料还是比较丰盈的。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但由于要维护官修《晋书》的权威，就不允许将这些私撰的《晋书》作为注引参杂其中。如此一来，房玄龄等人所撰的《晋书》，以史料而言，就显得比《三国志》更为单薄、简约。《晋书·宣帝纪》不仅内容简略，而且内容多与《三国志》有关传纪的裴注重叠，房书实际上是转抄私家《晋书》，且往往还不如《三国志》裴注所引私家《晋书》的详尽。可能是刘畅先生亦深知《晋书》的这一特点，为了不使我为难，故在与我交代任务时，大大降低了本书字数的要求，他说写《司马懿传》可以简单些，只要15万字就可以了。而我当时一时冲动，居然颇为自信地说：“15万字是打不住的，至少可以写30万字，甚至40万字。”

在史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要将《司马懿传》的字数扩大到这样一个目标，着实不易，其方法当然不能采用注水式的情节描写。我以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中国古代帝王系列丛书，已为司马懿这个历史人物定了性，即司马懿虽然生前没有即位称帝，但他实际上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肇基之君，故其子孙尊谥他为高祖宣皇帝。众所周知，帝王本纪的内容并非仅仅是传主的生平事迹，而是记载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就是那个时代和制度的象征。这是太史公所确立的史家撰史的不二法则。所以撰写《司马懿传》就要确立这样一个理路，即写司马懿并非是写他一个人的传记，而是论述一个时代。如果将三国时代分成前后二个部分，那么前三国时代的诸多风云人物应以曹操为核心，后三国时代就应以司马懿为核心。一旦以司马懿一生事功为主线，辅之以与其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就可极大地丰富本书的内容。

  

《晋书》

图源：艺典网
 

历史地理以及各种典章、职官制度是历史人物传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汉晋之际并非是承平盛世，而是诸侯割据，三国争霸，用兵不戢的时期。用兵征战的过程，必然涉及到诸多历史地名。举例来说，司马懿率军伐蜀时，曾经兵临“朐䏰，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晋书）卷1《宣帝纪》笔者查阅有关史志，“朐䏰”约在今重庆云阳县，当时隶属蜀汉巴东郡。至于新丰县在何处?史志未载，据钱大昕考订：“太和四年，（司马懿）泝沔而上，至于朐䏰，拔其新丰县，此非京兆之新丰，在巴东郡，而晋宋二志皆无此县。《太平寰宇记·开州开江县》：‘本汉朐䏰县地，蜀汉先主建安二十一年，于今县南二里置汉丰县，以汉土丰盛为名’。当即此新丰也。魏虽拔之而不能守。”（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藉出版社，2004年。）如此偏僻稀见的地名，作者若不引经据典，细加考订，读史者往往会不加细察，忽略而过。

司马懿平辽东公孙渊，是司马仲达生平的重要事功之一。然而，汉魏之际的辽东很长时期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公孙氏自署掾吏，子弟世袭，曹操平袁绍之后，公孙氏方依附于曹氏，成了曹魏的羁縻政权。辽东的行政区划不仅在今东北范围之内，甚至还包括朝鲜的部分疆域。东汉时于东北方仅设幽州；汉献帝时，公孙度据辽东，自称为平州牧。曹魏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治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不久仍废入幽州。西晋咸宁二年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八千一百。可见，其郡县时有变迁与沿革，若不利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极为分散的有关史料，就很难搞清楚公孙氏统治时期辽东政区的变迁以及西晋朝在辽东设立平州的原因。本书在撰写司马懿平辽东一章时即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辽东政区沿革的历史。

司马懿一生由文入武，出将入相，担任过诸多官职，诸如文学掾、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主簿、太子中庶子、军司马、丞相长史、督军、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右仆射、抚军大将军、给事中、录尚书事、骠骑将军、大将军、大都督、太尉、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享有开府、假黄钺、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等待遇。诛曹爽后，又封丞相，朝会不拜，加九锡（懿固让）。平王凌，杀曹彪后，拜相国，封安平郡公（懿亦固让不受）。如此众多的官职及礼仪制度，若不审察解读，抑或会使某些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的读者一头雾水。我在书中不仅对诸多官职作了介绍，而且对司马懿最后担任的太傅之职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司马懿虽然由太尉转为太傅，但其实际职务，如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并没有被剥夺，仍然可与曹爽分庭抗礼，双方维持着互相制约的关系。不仅如此，而且二人子弟的权力也大体平衡，都控制着关键的要害部门。正如清人王懋竑所言：“何晏、邓飏为尚书，司马孚为尚书令，爽弟羲为中领军，懿子师亦为中领军。爽弟彦为散骑常侍，懿子昭亦为散骑常侍，固相参用，爽非能专制者。”（《三国志集解》卷9《曹爽传》注引王懋竑曰。）

  

曹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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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我们，不仅曹爽与司马懿权力大体相当，而且二人的亲信与子弟的职务也大体类似。如果有人对司马懿任太傅后，权力未被架空尚有疑虑，我们不妨以孙吴太傅比较之。孙权死后，吴太傅诸葛恪全面执掌吴国军政大权，权侔人主，位冠群僚。可见，官职与责权有时并不完全对称，而要因人而异，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再例如五官中郎将之职大致介于将军和校尉之间，官职并不大，但曹丕担任此职，就是丞相副贰，是魏王曹操的接班人。

禅让与禅代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主要方式，它行之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氏族部落联盟时代与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制度下的诸多王朝，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权臣逼君主赐九锡的殊礼。讨论中国古代的“禅代”问题，需考虑阶段性划分。“曹魏代汉”虽是始作俑者，但真正将禅代作为王朝更迭的形式继承并固定下来的是“司马代魏”。之后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都概莫能外地采用“禅代”，包括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再到隋、唐、五代与北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7“禅代”条。）世人完全接受了这种权力交接的范式，成为约定俗成的易代方式。

有关汉魏、魏晋时期的禅代政治及权臣受九锡，笔者曾作过专题研究，著有多篇论文。禅代与九锡是汉魏晋时代的突出政治现象，魏晋两朝都是以禅代的方式完成易代鼎革，曹操、司马昭皆受九锡，魏主曹芳迫于无奈亦赐司马懿九锡，司马懿认为代魏时机尚未成熟，故拒辞不受。有关汉魏晋禅代政治笔者在本书中辟专章论述，意在突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本书还注意到魏晋之际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魏末晋初，士人开始由儒入玄，崇尚清谈，放浪形骸。社会风尚与思想文化的转折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以及司马师、昭兄弟废君弑主等事件有极大的关联。由于司马氏手段残忍，血腥杀戮，“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卷49《阮籍传》）所以在士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慌与恐惧。东汉士大夫高尚气节，崇尚名节。特别像东汉党锢之祸中的李膺、陈蕃，曹操谋臣中的荀彧、崔琰等人确实是以社稷之臣自命，胸怀廓世兴邦的大志。他们不畏强暴，誓死如归的精神可歌可泣，垂范后世。但魏晋之际的士人因担忧政治舞台的险恶，生命的无常和脆弱，他们就开始转向崇尚清淡，对现实政治避而远之。在利益和死亡面前，士人集团开始分化瓦解。以竹林七贤为例，王戎、山涛开始隐退，但日后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司马氏集团。向秀则步他们后尘，但他入仕仅仅是为了生存。《晋书·向秀传》说：“（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可见他仅是挂个做官的虚位。同样避世的还有阮咸、刘伶。他们似乎看透了人生，既不肯勇敢地参与政治，又不投靠司马氏，而是崇尚老庄玄学，放达任性，终日我行我素，玩世不恭。七贤之中，只有嵇康、阮籍敢于站在司马氏的对立面。嵇康性格刚烈，厌恶司马氏篡权的行径，他拒绝司马氏的拉拢，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斥责山涛为名，实则表示与司马氏绝交。嵇康傲岸不群、不畏权贵的不合作态度终于激怒了司马昭，遂捏造罪名将嵇康处死。而性格软弱的阮籍，在司马氏的高压逼迫下，也怀才不遇，抑郁而亡。

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文人名士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胸中的苦闷。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高平陵之变后整个社会的士风为之一变，成了魏晋之际士风与文风的转折点。

  

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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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魏晋世家大族的常态，也是这些家族出身的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如果说汉魏禅代之际还有荀彧这类人的纠结和反对。魏晋禅代之际，这种人就少了许多。加上司马氏果于杀戮，世家大族的一些名门公子就开始学会了消极避世，以清谈玄学自高，以事功为俗陋。两晋到南朝的时候，无论朝代如何更替，这些世家大族始终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高平陵事变是曹魏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司马懿因这次政变，翦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自此，曹氏宗室已基本上退出政治中心，司马氏控制了曹魏朝政，并开始逐步消灭支持曹氏的地方势力。十六年后，魏朝覆灭，曹氏被司马氏所取代。必须指出的是：高平陵之变不仅为日后司马代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彻底暴露了司马懿残酷嗜杀的庐山真面目，后世之人对司马懿诟病和颇多微词主要是因为他在高平陵之变中施展了过多的阴谋权术和血腥屠杀。

但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的大处或大局着眼，而不应过分拘泥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作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统一中国的北方，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虽然曹操也有滥杀无辜，凶残暴虐的一面，但这对于很多帝王将相而言是常见现象，甚至是难以避免的。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其主流，特别是在乱世之中。当今学界对曹操的评价完全适用于司马懿，评价司马懿也必须看其主流。司马氏父子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天下归于一统。虽然司马父子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从汉魏时代民众的呼声，时代的主旋律来看，司马懿又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对此，笔者已在本书的绪言“解构与重塑：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中展开过具体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我以为，以上这些篇幅的增加十分必要，将其写入书中，不仅不会冲淡主题，而且可以将传主一生的活动放入汉晋之际历史大变革的宏大视野之中，以彰显其所处时代的历史面貌与各种制度。写完传主司马懿之后，我又撰写了《司马师在魏晋禅代中的功业》与《魏晋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昭》两章，将其作为附录放在书的最后部分。为何要将司马师、司马昭附在司马懿传之后呢?因为魏晋禅代实际上是司马家族的三代接力棒所致。司马师兄弟是司马懿事业的继承人。其实司马代魏并不容易，自司马懿与曹爽为敌后，司马氏与曹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对抗与较量，从中央到地方，双方的斗争在各个层面展开。在朝廷中相继爆发了高平陵事变，李丰、张缉政变和曹髦亲自率众讨伐司马昭；在地方上有王凌发动的淮南初叛、毌丘俭发动的淮南二叛、诸葛诞发动的淮南三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斗争对司马氏而言，都是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只要司马氏应对失误，失败其中的一次，就将万劫不复，诛灭九族。颇有意思的是，司马氏父子三人恰好毎人都粉碎了二次曹氏势力的反抗。司马师、司马昭执政时间虽短，但处于魏晋鼎革的历史转型时期，所以面对的形势更为复杂，他们继承了司马懿的未竟事业，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有大功于晋室。正如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言：“（宣皇帝）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晋书》卷82《习凿齿传》）

可见，肇建西晋王朝实际上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也就是晋人常言的“三祖”。至于武帝司马炎名为西晋开国之君，实际上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坐享其成者。

  

图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