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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与成都
 

在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三国文化是最有活力，最具雅俗共赏特色的“亚文化”之一；而在丰富多彩的成都传统文化中，三国文化又是最具特色、影响最为深广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三国文化与成都的关系极为密切。
 

一、对“三国文化”概念的界定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人们开始频繁地使用“三国文化”一词。然而，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并未予以明确的界定。1991年11月在四川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外学者对“三国文化”的概念仍未进行深入而集中的讨论，但初步提出了两种观点：有的史学家站在传统史学的角度，认为“三国文化”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我则从大文化的广阔背景加以观照，认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于1994年发表《“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明确指出，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作以下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对此，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历史学意义的“三国文化”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这些方面，有的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有的还存在若干空白，尚待人们认识和发掘。毋庸置疑，历史文化学意义的“三国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同样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上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虽然范畴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把问题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认为“三国文化”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只是对“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广狭不一而已。尽管它们有充分的理由自立，而且有足够的内容可供研究；然而，对于许多实际存在的三国文化现象，它们却难以作出完整的说明。这就需要谈到第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了。

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就是我1991年就已提出的，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比之前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

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人们所说的“三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文化，它是漫长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各地也广泛传播。

上述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每一个都可以分别进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但相对而言，我们不妨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正因为这样，这三种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同一个圆心，层递扩大其范畴。这个圆心，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的范畴，就是其发展、演变、吸纳、衍生的方方面面。所以，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其实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过于拘守传统的史学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种衍生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明确了这一点，在研究三国文化时经常感到的历史与文学既密不可分，又不断“打架”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对“三国文化“概念的界定，已经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认同。

顺便说明一点：今天的成都市，已经不同于汉末三国时作为蜀郡首县的成都县，而是包括11个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温江区、新都区、双流区）、5个县级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简阳市）、5个县（金堂县、郫县、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人口超过1000万的现代大城市，已是名副其实的“大成都”。

因此，探讨“三国文化与成都”这个话题，完全应该置于“大三国，大成都”的广阔视野之中。
 

二、三国文化与成都

探讨三国文化与成都的关系，可谈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主要谈谈以下几个特别突出的方面。

（一） 成都是原生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

作为蜀汉都城，成都不仅是刘蜀集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整个原生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

刘蜀集团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草创期（从公元184年刘备登上政治舞台到207年三顾茅庐诸葛出山）。在此期间，刘备辗转四方，艰苦奋斗二十余年，虽然名满天下，却屡遭挫败，屡失立足之地，不得不暂时依附荆州牧刘表。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提出高屋建瓴的《隆中对》，刘蜀集团才有了明确的战略方针，成为其发展的转折点。

2、兴盛期（从208年赤壁之战到221年刘备称帝）。在此期间，刘备乘赤壁战胜之势，一举夺取荆州江南四郡；建安十四年（209）刘琦卒后，刘备自领荆州牧；建安十五年（210）周瑜逝世后，刘备向孙权借得南郡，从而控制荆州大部（东汉荆州共七郡）；建安十六年（211）入蜀，建安十九年（214）平定整个益州，自领益州牧，实现了《隆中对》提出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跨有荆益。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事业达到鼎盛。章武元年（221）4月称帝，名正言顺地成为大汉王朝的继承人和兴复汉室的组织者。在此阶段，刘蜀集团也遭到过一次重大挫折，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冬，由于东吴背盟，袭取荆州，导致关羽被擒身亡，刘备不仅失去了战略重地荆州，而且损失了大量精兵良将。

3、巩固期（从222年刘备兵败夷陵到253年费祎之死）。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其一，章武二年（222）闰六月——建兴元年（223）五月，包括兵败夷陵、白帝托孤、刘备逝世、刘禅继位等重大事件；其二，建兴元年五月——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辅佐刘禅十二年，治国理民，发展经济，南征北伐，巩固了蜀汉政权；其三，建兴十二年八月——延熙十六年（253）正月，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董允和衷共济，前后相继，辅佐刘禅十九年，取得了保境安民，维持国运的良好效果。

4、衰亡期（从253年姜维执政到263年蜀汉灭亡）。在此期间，由于刘禅在位日久，渐生怠惰；佞臣陈祗与宦官黄皓互相勾结，极力迎合刘禅的享受欲望，专权乱国；头号执政大臣姜维长期在外征伐，不理朝政，其他执政大臣董厥、樊建、诸葛瞻等虽是忠臣，却未能有力地谏诤后主，抑制黄皓：这三大因素交汇作用，加上蜀汉国力难以长期支撑与曹魏的抗衡，使蜀汉逐步衰落，终至亡国。

其中，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进入成都，自领益州牧起，刘蜀集团的中心自然转到成都。此后首尾五十年（214-263），占了刘蜀集团发展史的大部分，成都一直是刘蜀集团最重要的腹心之地，因而也是整个原生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

三国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支柱；诸葛亮特地设置锦官，加强对织锦业的管理。于是，“锦里”、“锦官城”、“锦城”便成为成都的别名。

这里还要指出一个人们长期未曾注意的重要史实：成都也是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求学与成才之地。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华阳国志·陈寿传》云：“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晋书·陈寿传》亦云：“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这就是说，陈寿青少年时期曾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而谯周早在建兴元年（223）诸葛亮领益州牧不久，便被任命为劝学从事，此后一直在成都作官；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逝世，后主刘禅遵照诸葛亮的推荐，以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不久兼领益州刺史，次年四月又进位大将军，蒋琬则将谯周晋升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太子，以谯周为太子仆，转太子家令，官至光禄大夫[①]。陈寿生于诸葛亮逝世前一年，此时谯周已在成都做官多年，当陈寿“十有五而志于学”时[②]，要师从谯周，只能是到成都求学。他学成后出仕，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直到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在成都，陈寿完成了学业，亲身经历了蜀汉后期的历史，熟悉了刘蜀集团的发展历程和相关资料，为他后来撰写《三国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成都是三国文化的传承中心。

一千八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发生了无数历史变迁；然而，三国史事、三国人物始终是文人学士和广大民众特别关注的对象，不断地被缅怀和追忆，三国文化也就不断地传承、衍生、丰富和发展。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成都显然处于中心地位。

今天，成都遗存有众多的三国胜迹，包括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合庙武侯祠，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纪念刘关张的三义庙、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诸葛亮治水所筑的九里堤，还有弥牟镇的八阵图遗址、大邑县的赵云庙墓、龙泉石经寺内的子龙家庙、新都的马超墓、蒲江石象湖的严颜殿等等。特别是武侯祠，更是成都市最负盛名的文化古迹，被誉为“三国圣地”，成为来成都者必定游览之处。

近年来，武侯祠博物馆投资复建“锦里”古街，以三国文化和四川传统民俗文化为内涵，每天游人如织，成为成都旅游的一大亮点。

最近，毗邻武侯祠的成都体育学院已经决定整体搬迁，留下的数百亩土地，已经确定打造新的三国文化景区。

闻名中外的都江堰，人们都知道系由战国后期蜀郡守李冰开创；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诸葛亮治蜀，设置专职堰官，统率1200士卒，常年负责保护和疏浚都江堰，这一制度，为此后历代所沿袭，这才使都江堰持续发挥功效达两千余年。可以说，这个享誉中外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因此，都江堰也称得上是三国遗迹。

今天，成都人喜爱的川剧、评书、清音、竹琴、金钱板等曲艺门类，三国故事仍是最大宗的题材。以川剧为例，传统川剧中的三国戏多达150余出，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题材的剧目；其内容几乎从头到尾编演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全部情节；还有一些并非来自《三国演义》，而是来源于民间三国传说，或出自艺人想象的剧目，如《三闯辕门》《滚鼓山》《探营哭师》《审阿斗》等。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以前，川剧作家们创作了一些新编川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明璋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孙刘联姻”故事的《和亲记》。改革开放以来，川剧作家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灵动的笔墨，创作了一批新的剧目。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隆学义的《貂蝉之死》，隆学义、胡明克的《枭雄夫人》，倪国桢、李朝的《锦囊妙计》等；魏明伦的《夕照祁山》，更以鲜明的反思意识、大胆的情节设计而颇为引人注目，也引起若干学术争议。

今天，成都各个领域的文艺工作者仍以很大的热情，从事各种形式的三国题材的改编与再创作。其中，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集合多方力量，经过十余年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全部完成、1994年4月全部播出、1995年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剧本的108集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堪称中国广播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将其列为《三国》改编的“三大艺术工程”之一。它不仅先后获得全国广播剧特别奖、“五个一工程”荣誉奖；而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被评为60年来“影响广播电视进程的60个节目”之一，成为四川广电系统获此殊荣的唯一作品。
 

（三） 成都是三国文化的研究中心。

长期以来，成都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三国文化的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这里有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四川大学三国文化研究中心、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成都武侯祠研究陈列部等。

这里有专门的学术团体：中国《三国演义》学会1984年成立，办事机构挂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1983年成立，挂靠成都武侯祠，并联合多个诸葛亮行迹所至地，建立诸葛亮研究联会。

上述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有力地推动了三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和学术交流。

这里有重要的学术阵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刊《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在全国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连续发表了多篇《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并持续多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天府新论》，自1985年第6期起，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持续数年；《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为《三国与诸葛亮》专辑，此后长期保持这一栏目（后更名为“三国文化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化论坛》，自1994年创刊起，长期设置“三国文化研究”专栏。这些刊物，都成为三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园地，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里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三国文化研究学术活动，其中多次活动具有较高的学术史意义，影响深广。这里略举三次：（1）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三国演义》研究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发起，1983年4月15日至21日在成都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120余名学者。（2）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三国与诸葛亮研究的首次国际性学术会议。1985年11月24日至2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30余人，来自国内10个省、市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物博物单位，以及日本、泰国和中国香港地区。（3）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以“三国文化”为中心议题的首次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四川大学、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联合主办，1991年11月1日至7日在四川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60余人。与会的中国代表，除了一批著名的三国史、《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外，还有正在筹拍《三国》系列电影的著名艺术家孙道临、正在执导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著名导演王扶林、正在抓紧创作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毕玺，堪称史学家、文学研究家、艺术家彼此切磋的一场盛会。与会的外国学者，则包括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三国演义》英文版译者罗慕士，日本庆应大学教授、《三国演义》日文版译者立间祥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克劳婷·苏尔梦等，他们的精彩见解，也使本次研讨会大为增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专家，成为推动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骨干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举国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三国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7年9月，四川省公布了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共10人，诸葛亮毫无悬念地入选。同年12月，经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宣告成立，由我担任首席专家。与此同时，“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也正在筹备之中。这就为成都、四川乃至全国的三国文化研究增加了新的推动力。

上述种种，使成都成为公认的三国文化研究中心。

总之，绚丽多彩的三国文化，乃是成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重要资源。在成都市建设国际性大都会的豪迈进程中，三国文化已经成为一张十分亮丽的名片。如何进一步加强三国文化的传播，深化三国文化的研究，乃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
 

[①] 参见《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②] 孔子语。见《论语·为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