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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王朝建立及建设的两个问题

梁满仓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
 

西晋王朝的建立，包含了司马懿祖孙三代人的努力。司马懿在曹操、曹丕、曹叡时屡立军功，威望不断上升，权力不断增长。魏帝曹芳时，司马懿通过高平陵政变，一举除掉政治对手曹爽集团，又镇压了王凌的起兵反抗，掌握了曹魏大权。司马懿去世后，长子司马师出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继续掌握军政大权。他将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发动的政变扑灭于萌动之中，又废掉魏帝曹芳，另立曹髦为帝。毌丘俭、文钦等人不服，起兵反抗，镇压此次兵变之后，48岁的司马师也走完了他的人生的道路。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继续出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在任期间，平定诸葛诞起兵于淮南；杀死魏帝曹髦于宫中，另立曹奂为新帝；出兵益州灭掉蜀汉，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晋封为晋王，为登帝位做好准备。但司马昭称帝的最后一步还没来得及迈出，便走完了55岁的人生历程。

司马氏祖孙三代所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接力长跑，司马懿是第一棒，为西晋王朝建立奠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是第二棒，为西晋王朝建立准备条件；司马炎是第三棒，水到渠成取代曹魏。司马炎达到了顶点，也开始了西晋政治的拐点。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问题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一、司马昭与曹操比较

从曹魏明帝去世以后，司马氏与曹氏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公元254年，司马氏取代曹魏的政治进程进入了关键时期。这一年年初，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欲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辅政。司马师闻讯，立即组织反击，杀死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九月，废掉魏帝曹芳，另立曹髦。不料按下葫芦起了瓢，次年正月，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对司马师。司马师率师亲征，虽然平定了叛军，却因旧病复发，且日益加重，病死在许昌。

处于绝望中的魏帝曹髦似乎又看到了反扑的机会。他下了一道诏书，以东南刚刚平定为借口，命司马昭镇守许昌，让尚书傅嘏帅六军回京师。曹髦想用这个机会使司马昭与军队分离，乘机剥夺他的兵权。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当然蒙骗不了深谙权谋的司马昭，他并没有执行曹髦的诏书，而是与傅嘏一起亲自率军回洛阳。曹髦的如意算盘落空，只好让司马昭继任大将军辅政。[1]

这是司马氏与曹氏政治斗争的关键回合，这个回合的胜利，使军权牢牢掌握在司马昭手中。

从司马懿到司马昭，司马氏进入了这样一种怪圈：他们在加强自己权力巩固自己地位的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然而这些胜利并没有给他们定下心来享受的机会，而是逼迫他们必须面对新的斗争，赢得新的胜利，否则，他们前面所取得的胜利便都前功尽弃。推动司马氏在这种怪圈中旋转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旧臣。他们有的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如李丰是皇室亲家，张缉是皇家外戚。他们眼见司马氏的权力越来越大，自己的权力地位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所以图谋限制司马氏的势力。而斗争的结果，又把更多的反对力量裹了进来。例如毌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人关系甚密，夏侯玄、李丰被杀，毌丘俭为自身安全考虑，自然要起兵反对司马师。另一种是曹魏皇帝，因为司马氏势力的壮大，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为前提的，二者的关系呈此消彼长的状态。

司马氏面对这两种力量，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有优势，在政治上，他们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这是一股在政治上新兴起来的力量。军事上，他们控制着国家的武装。然而在道义上，司马氏却捉襟见肘。在名分上，司马氏毕竟是臣子，臣子时时威胁着君主的安全，便违反了“忠”的道德准则，在道义上则授反对派以把柄，使他们兴兵讨伐有了义正词严的口实。毌丘俭起兵，宣布司马师十一大罪状，其中“坐拥强兵，无有臣礼”；“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目无君主”；“矫诏废主”；“逼恐至尊”；“慢待君主，不奉法度”，每一条都把司马氏逼到了道义上的绝境。[2]

司马氏可以用武力打败对手，但无法在道义上证明自己符合忠君德义的规范。这是司马氏的天然缺陷，唯一的办法就是代替曹魏皇帝，成为天下君主，这样就可以要求别人尽忠，自己则免去了忠君的义务。所以，到了司马昭这里，做了两件大事，对最终代替曹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件事，杀死魏帝曹髦。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标志着他比父兄走得更远，司马懿只是杀死曹爽，没有对皇帝动手。司马师对皇帝进行废立，未起杀戮之心。司马昭则对魏帝不但剥夺其政治权力，而且剥夺其生存权利。这表明其除掉取代曹魏道路上一切障碍的决心。

第二件事，灭掉蜀汉，打破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这件事无论对中国历史进程还是对司马昭代魏都具有重要意义。司马昭主政时期，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可以说立下不世之功，无人可及。灭蜀之后，司马昭先接受了晋公的封号，不久又进爵为晋王，就像当年的曹操一样，离帝位只差一步之遥了。

司马昭有很多地方确实与曹操很像：曹操统一北方，司马昭灭掉蜀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昭玩弄魏帝于股掌之上；曹操虽称魏王，却享受皇帝的一切待遇，司马昭最后称晋王，也具有皇帝一般的权力；曹操娴熟于权术，司马昭擅长于弄权；曹操镇压反对派毫不手软，司马昭对待政敌斩尽杀绝。

然而，人们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时候，论断却大不相同。曹操被认为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用鲁迅先生的话讲，“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司马昭却被人们认为是个野心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流传了上千年，一直没有变过。

到底是什么使曹操与司马昭有这样的区别呢？换言之，两个人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毫无疑问，曹操与司马昭都是非常聪明之人。但是，曹操除了把聪明才智用到了与司马昭相同的地方，还用到了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的思想建树方面。这里的“思想”是哲学意义上的，即通过意识中的思维活动对客观现象形成的具有理论意义的观念。曹操政治思想方面，如“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唯才是举”，“取士勿废偏短”，“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等等都非常著名，而且影响后世。在军事方面，他主张“用干戚以济世”，即武力为救助社会服务。提出“恃文者亡”“恃武者灭”，主张文武并用，不可偏执一端。在文学方面，主张清简，反对浮华，主张诗文以言志，反映社会现实。他的著名诗篇《薤露》、《蒿里行》、《却东西门行》、《观沧海》、《龟虽寿》等体现了这些主张。这些比起权术谋略来，是更高层次的大智慧，而权术谋略只是低层次的小聪明。司马昭不乏权术谋略，但缺少曹操那样的思想建树，这使他只能成为政客和野心家，而不能成为超世的英雄。
 

二、两种兄终弟及

中国历史上的王位继承，曾经有过“兄终弟及”制度和“父死子继”制度。前者是严密的宗法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后者是嫡长子继承制成熟的表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殷商是“兄终弟及”，姬周是“父死子继”，这个发展顺序，也说明两种王位继承制度的更替与宗法制度发展成熟的关系。

然而，三国曹魏以后，司马氏家族的继承方式也存在两种，先是父死子继：司马懿去世后由长子司马师继承。接着又是兄终弟：司马师去世后由弟弟司马昭继承。然后又返回到父死子继：作为嫡长子的司马炎继承了王位。这种现象很难从宗法制度角度去解释，因为这时候宗法制度已经过长期发展相当成熟。况且司马家族继承现象是，父死子继在先兄终弟及在后，不能解释为司马家族从嫡长子继承后退到宗法制度极不成熟的状态。

司马氏家族的继承现象，只能从血缘宗亲关系与利益关系之间权衡的角度去观察。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推崇以“孝”治天下。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司马氏作为曹魏的臣子，却篡夺了曹魏的天下，忠字自然羞于说出口，只能以孝弥补道义上的不足。这种分析毫无疑问是具有说服力的。然而人们忽视了以孝治天下的另一面，作为儒学传家的司马氏家族，对孝悌的提倡是出自内心的，而孝悌所维系的就是家族兄弟间的血缘关系。司马炎是非常重视血缘关系的，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说明：

第一件事，不顾众人反对，力挺长子司马衷为自己的接班人。司马衷不是坐天下的料。有人说他是个白痴，这虽然有些夸张，但说他平庸，平庸得乃至不会治理国家则是千真万确的。史书上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全国发生灾荒，饿死了很多百姓。司马衷听说后问他身边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很多人对他被立为太子作皇帝的继承人很不放心。太子太傅卫瓘多次想启奏司马炎改立太子，又怕说出来惹他不高兴。有一次司马炎在凌云台举行宴会，卫瓘假说喝醉了，跪在司马炎的座位前，说：“臣有事要启奏。”司马炎问：“你有什么事要说？”卫瓘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摸着皇帝的宝座说：“此座可惜！”

司马炎曾对司马衷的才能进行过考察，他把东宫太子的属官全都召集在一起，使司马衷手下无人，然后派人给司马衷送去密封的文件，写的是需要处理的几件事。信送进去之后，使者就在外面等着。司马衷的妃子贾氏急忙请人代笔答复，所作答复多引经据典。一个叫张泓的人说：“太子不学，人皆知晓。引经据典会露出破绽，不如直以意对。”贾氏大喜，让张鸿草拟答复，然后让司马衷抄一遍，送给司马炎。这次所谓“考查”，其实是为了堵住众人的嘴。因为司马衷的才能如何，不用别人说，司马炎是非常清楚的。史书记载说，司马炎认为太子司马衷不堪奉大统，与皇后杨氏密谋。杨氏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明知道太子不堪奉大统，却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是司马炎与皇后所取得的“共识”。所以，当他拿到由张鸿起草的答复时，根本不去辨别真伪，首先拿给反对司马衷做继承人的卫瓘看，使他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不敢再说三道四。

第二件事，大肆分封同姓宗室。司马炎称帝后，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司马幹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肜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皇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皇从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司马晃为下邳王，司马瓌为太原王，司马珪为高阳王，司马衡为常山王，子司马文为沛王，司马泰为陇西王，司马权为彭城王，司马绥为范阳王，司马遂为济南王，司马逊为谯王，司马睦为中山王，司马陵为北海王，司马斌为陈王，皇从父兄司马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司马楙为东平王。

为了加强封国的权力，司马炎还实行封国领兵制。将所封的王国分三等，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共5000人；中国置上、下二军，共3000人；小国置一军，1500人。同时撤销州郡兵。此前，州刺史、郡守为地方军政长官，拥有兵权，故州刺史称州将，郡守又称郡将。灭吴以后，“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司马炎重视血缘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司马氏代替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过程中，血缘宗亲一直是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司马炎称帝后，认为曹魏亡在“强干弱枝”，宗室受控过严、皇权孤立无援，这种认识更加强了他对血缘宗亲的依靠。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血缘之亲的确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打虎之后亲兄弟有可能为分虎皮虎骨而闹翻，胜利之后亲父子有可能为分配果实而绝情。血缘关系要接受利益关系的考验。当利益的重要性并不突出的时候，血缘关系能够维持得很好，当利益的要求高于血缘关系时，血缘关系就岌岌可危了。司马炎所依靠的血缘宗亲，同样具有这样的两面性。

司马攸是司马炎的亲弟弟，因为司马师没有儿子，所以很早就过继给司马师作嗣子。这就意味着司马攸将是司马师的继承人，然而司马师死后，继承他的不是嗣子司马攸，而是弟弟司马昭。司马昭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合长子继承的法统，常说“此景王之天下也”，表示要立司马攸为世子。但是在他临终前，还是把继承权交给了司马炎。在王位继承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上，司马昭把兄弟之情完全丢在一边。

司马炎晚年，由于诸子并弱，太子司马衷不才，朝臣内外全都认为司马攸应该作帝位继承人。为了保住太子地位，司马炎逼着司马攸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国。当时司马攸重病缠身，抱病上路，当下即呕血而死。在帝位继承这件利益攸关的事上，司马炎也完全不顾兄弟之情。

力挺无能太子是为了保证自家的皇统，大封诸王和王国领兵，是为了通过血缘宗亲加强对中央朝廷的支持。但前者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后者则让诸王们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手握重兵，坐大封国，形成了张扬分裂、酝酿内斗的祸根。二者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晋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这大概是注重血缘的司马炎所始料不及的吧。

[1]《晋书》卷2《文帝纪》载：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载：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会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邑三百户。

[2] 《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裴注引毌丘俭上表。